2021年9月28日，由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和通服（武汉）数字工程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湖北省伦理学学会协办的“社会养老智能化面临的伦理挑战”研讨会，在湖北大学逸夫人文楼D座3004报告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储昭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哲学学院田海平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王雨辰院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吴畏教授、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方熹教授、湖北社会科学院胡静研究员、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赵红梅教授、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李家莲副教授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研究生。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戴茂堂教授主持了会议。会议代表从多种角度特别是从伦理学讨论了关于“人工智能养老”的话题。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田海平以专业领域和通用领域的区分、疫情期间大数据技术的表现为切入点，引出了生命伦理学理论，认为生命伦理学已经进入第四个阶段。他认为，以前西方的伦理主流范式是从个体出发的，但是大数据使得讨论不再是从个体出发，而是从整体健康出发。社会化养老是基于大数据的，大数据是将个体与整体融合。他认为老龄化时代大数据发展方向，有一个伦理传统是不可回避的，那就是我们的民族传统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个体出发的方式，这种方式存在着优势，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风险。他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老龄生命伦理学的方向归结为四点：优先强调人群健康；以老年健康为中心构建医学道德形态；在回应大数据健康革命的挑战中，探索老龄生命伦理学的方向；关注中医生命伦理学的当代意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王雨辰根据自己的经历，指出人工智能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他认为，人工智能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了人机冲突/矛盾。他说，人工智能是社会发展趋势，从养老来讲，意义更大。现在既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又是一个少子化社会，人工智能能够弥补养老人力的缺失，提高社会总体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他也指出，个体越来越依附于机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他以疫情期间大数据对人行动踪迹的全面掌握为例，指出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似乎为了公共利益，往往会侵犯个人权利。究竟该从个人利益出发去谈公共利益，还是从公共利益出发去谈个人利益就成为了一个重大问题。接着，他从养老的角度出发，强调老人孤独，需要情感，而人和机器之间的情感交流是比较难的，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造成人心灵的缺失，是难以弥补的。老人核心的诉求是精神上的。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储昭华坦白地说，他在刚接触这个议题时，第一反应就认为“智能化养老，应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他发现“真的有很多挑战”。其中除了技术本身面临的难题外，还存在一个“未富先老”的问题：老人是否有消费能力（其中包括城乡差距带来的消费能力差距）。在技术的提高方面，更多是针对人的肉身；但是中国文化重视的是精神情感层面的问题。儒家文化，“孝”在一个重要位置。人的养老和动物的反哺是不一样的，更多是满足精神需求，有一个沉浸式心理。养老，在物质上保障固然很难，但更难的是从感情和心灵上的“孝敬”。“尊亲”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很难。中国人讲的孝，叫孝敬，如果不敬，仍然不够孝。智能养老，终究还是把生命交给了技术。按照原教旨主义的儒家观点，把养老交给技术，是仅仅解决了肉身的养老。这种方式在人生自我完善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同时他也认可智慧养老战略的务实性。智慧养老是现在社会切实可行的一条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造成了人口年龄比例的失调，古代的尽孝模式是背离现实的想法，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讲行不通。他还认为，智慧养老议题下所谓的“人机冲突”，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应该说是机器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能够给人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但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老年人，对于情感的需求确实更高一些，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养老，精神满足方面还大有文章可做。老人的心理状态，不仅是孤独，还有对生命逝去的恐惧和焦虑，这方面需要做出更多尝试和努力。他最后总结说，要考虑到我们要养的是“中国的老人”，社会化养老如何尽可能个性化、人性化，这是大势所趋。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吴畏在发言中，以“智能决策中心”的研究为例进行论述，从而引出一个问题：人工智能算法不能做什么？接着，他以电车难题为例得出结论：“机器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做出价值判断。”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结论，他又以基督教为例来进行论证：西方老人独居，但是不觉得孤独，因为他们有宗教精神生活（“我在和上帝交流”），而人工智能无法进行此类价值判断。吴畏教授幽默地说：“我永远不会跟机器人谈恋爱，因为我的语言系统和机器的语言系统差别太大了。”他指出，人工智能的算法“永远是局限的”，人做决策不是简单的数据计算，而是有价值判断的。“现在抓逃犯，用人工智能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养老，人工智能除了生活上的便利之外，情感方面的满足到底能做到哪一步，是需要实验来验证的。”最后，吴畏教授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给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站在更大的范围来看，无论怎么发展，人工智能对价值的判断，是不可能准确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静说，在其对此议题的研究过程中，一开始立足于儒家孝文化，从传统观念角度看人工智能养老，发现人工智能失去了“孝敬”的“敬”的环节，对于感情交流是缺乏的。但是在研究一些文献之后，又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情感上的缺失，给老人带来情感上的慰藉，“是可以做到的”。她认为此议题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讨论：一是从“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变，二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从“养老”到“社会养老”，是因为家庭生活被淡化了，人们更重视的是社会交往，在这个必然趋势下，会出现社会人和家庭人的分离，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分离，老人的观念已经在发生变化，在讨论养老问题时，理性要求和感性期待之间已经形成张力了。她指出，当前阶段的人工智能，其实还是由人来解决问题的，“人机矛盾”其实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观念的矛盾，于是，抱着传统观念的人使用现代技术时，必然出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当子女用人工智能替代自己对父母的养老时，表面上是解放了人，但内心的矛盾是依然存在的，子女内心的自我伦理批判，也是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个挑战。她还提出一个问题：“当人工智能取代了养儿防老之后，未来的成年人是否愿意养育孩子，是否会造成人类伦理关系的断裂？”由这个问题进一步思考，人工智能养老还可能会带来人的非老化、非人化，否定了人会老的事实，让老年人像年轻人一样拥有了自由行动能力，是否在“否定自然的人生经验”？人工智能对人体力和智力的代替，也等于扼杀了被照顾者的潜能，是否导致“人本身的弱化”？最后，她将问题引向更根源的逻辑——“养老，本质上究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养老养什么，可能要重新界定。”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方熹以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养老服务问题为例，指出了当今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四点挑战。方熹教授认为，社会养老服务肯定存在共性问题，并且可以从典型案例中窥见一斑，他所总结的四个挑战包括：1.思想观念挑战——老人不愿意，是目前阻碍社会养老的最重要因素；2.治理方式的挑战——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规范、标准；3.公共服务的挑战——很多机构出现了“不知道怎么管”的问题；4.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挑战——常态的养老服务业从业人数太少。

 

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红梅发言说，人工智能养老看似只是一个养老问题，但应该更多地把它看作一个“如何准备”的问题，“末端管理”的问题。她强调养老是社会管理的重要一环。在养老这个话题下，涉及到“情绪劳动、志愿精神”的概念。她希望大家乐观地走进这个话题，并指出这个话题下更多的应该是“理性和愉悦”。2020年老龄人口2.48亿，预计2022年60岁以上人口会达到3亿。在这种情况下，她认为“人工智能养老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她提出，人工智能养老，存在“失德”的隐患问题：人工智能引发的责任问题，到底是机器承担、制造者承担还是使用者承担？她说，人工智能是不依赖于人、能自主决断的机器，因此，并不是像很多人所主张的伦理责任只跟人有关，与机器无关。最后，她谈到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问题，认为人机关系发展到高级阶段时，“我”离不开“人工智能”，应承认“人工智能”存在的价值，给其应有的尊重 ，而不是等到人工智能真的要超越、碾压人类的时候，再去尊重它。当人机合一，人与人工智能并肩作战的时候，人工智能技术才达到了真正的完善。

 

通服（武汉）数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保林说，之所以对人工智能养老的社会实践非常感兴趣，是因为人工智能已经发展了十年，各方面的示范已经很多。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既是一种幸福，也是责任和挑战。他指出，我们可能会过上与上一代完全不同的生活，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养老过程中，老人物质上得到保障后，内心情感需求依然没有得到满足。面对这些问题，有多种多样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应对，将来能够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彭保林主张所有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引起社会的反响”。他认为，哲学“可以应用于社会实践”，并且强调哲学的社会实践要与国家步调保持一致。武汉市是国家人工智能示范区，示范区的一个工作，就是人工智能养老实践，而这项工作，就需要伦理学的研究来提供理论支撑和相关规范标准。他认为，未来十年，在养老领域，问题会越来越大。根据华中科技大学某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农村老人非正常死亡数量很大。因此，人工智能养老也就成为解决难题的直接手段。谈及理论研究前景，他说，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人口结构完整，对人的数据分析最全面最充分，很有可能在未来掌握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标准制定权。我们一定要做好这项事。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伦理学学会会长、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戴茂堂教授发言说道，养老也好，智能也好，都是我们脱不掉的社会背景。当养老和智能化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时，一定会引出许多问题。高兴的是，人工智能帮助养老节约了大量的成本，烦恼的是，它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什么叫养老，这个概念是需要分析的。包括怎样理解“养”怎么理解“”老人”，都需要重新解释。还有如何去思考旧的伦理观念与新的伦理观念之间的冲突。我们要建立新的伦理观念。戴茂堂教授强调，理解养老问题，根本在于如何理解人？由这个根源问题延伸，便出现了“我们到底是要给老人物质层面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供养”的问题。从根本问题入手，一系列的派生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戴茂堂教授呼吁，我们正好可以以此为契机，建立一套适用于当今世界需要的新的伦理学。

 

湖北省伦理学学会秘书长、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院长李家莲致闭幕辞时说，“到底什么是养老？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养老引起的情感反应、涉及方方面面，都是很复杂的。根据最近了解的信息，李家莲副院长发现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情感需求的。比如在耐心引导方面，人工智能可能比人有更大的优势。由人工智能的话题延伸出去，李家莲副院长谈到了“心智”的话题。西方在理解“mind”时，柏拉图主义认为人的心智是不包含情感的，基于这个观点，人工智能在不涉及情感的领域，是可以替代人的心智的。但是现在的西方前沿哲学家对西方传统的心智观形成了挑战，认为心智中是包含了情感的，对于“信念”是含有情感倾向的。最后，李家莲副院长对研讨会进行了整体总结，她说，今天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前沿且有深度的，可以进行无限地拓展，人工智能养老话题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可能需要更多的研讨会来研讨。

 

最后，参会的研究生代表葛梦喆、李累、方辰、张林灿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审稿人:戴茂堂，阮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