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进课堂系列活动之一百：西方启蒙的进化

何谓启蒙？启蒙是如何发源发展的？在当今社会启蒙又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已经过时？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理解启蒙运动不可回避的大问题。为了推进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11月14至15日，哲学学院主办“启蒙与现代性”学术研讨会暨第九届启蒙运动思想研讨会。来自全国国各地的数十位专家学者齐聚湖北大学进行思想交流与研讨，旨在通过对苏格兰的启蒙思想时期的众多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实现对现代生活和今后研究的指导。学院特别邀请了湖北大学资深教授、湖北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邓晓芒教授就启蒙运动相关问题为参与会议的师生做了学术演讲。

首先，邓晓芒教授从广义定义和狭义定义两方面对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做了阐述。邓晓芒教授认为西方启蒙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从广义来看，西方启蒙这个概念字面上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日常的词汇，并不特指18世纪西方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这个词和光照有关，在英文中有开明照进光去的意思，在德语中意味着打开在光明之中。所以历来也有人将这个词用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比如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柏拉图的“洞喻说” 。或者用于基督教中的“启示”。霍克海默在他的《启蒙辩证法》里面甚至将启蒙追溯到《荷马史诗》和《奥德赛》甚至于远古的神话和巫术。这种观点几乎把启蒙等同于人类文明的起源，启蒙最基本的原则就在于理性，所以有无思想的启蒙成了人与动物之间相区别的最基本的原则。

从狭义上来看，西方启蒙是指17、18世纪以来在西方成为话题甚至成为某种思潮或者运动的启蒙思想。我们把18世纪称之为启蒙时代，把此前的人类生活称作蒙昧时期。这并不是说此前的人类都是动物，都没有理性，但是将人的理性从人的各种天赋能力中单独拎出来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乃至建立起所谓的理性的法庭，用来判断自然和社会中一切问题的善恶，由此来为历史的进步或反动提供一个衡量的标准。这是欧洲18世纪才兴起的一股风气。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理性的确没有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它要么被看作是人在自然或社会中谋生的一种手段，它等同于聪明或者明智；要么标志着一种通往神或上帝的道路。接着邓晓芒教授引用了卡西尔的话来说明理性的本质在于其统一性、永恒性与不变性。同时由于中西文化的极大差异，启蒙运动思潮主要发生在西方。所以邓晓芒教授立足于狭义的西方启蒙思想，来讲西方启蒙的进化，揭示近代西方理性精神所走过的历程。

邓晓芒教授以英国、法国、苏格兰、德国为代表论述了西方启蒙思想的全过程。邓晓芒教授把英国的启蒙思想看作是作为工具的理性，认为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论将理性看作是对感官的矫正跟验证的工具。英国经验派的启蒙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培根的不自觉的内在矛盾即经验与理性的矛盾，发展为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英国经验派，他们把理性的因素容纳到经验论的原则之中。另一个方向是由哈奇森、亚当斯密、休谟这些人所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方向，这一方向上人们力图把感觉经验绝对化彻底排除理性因素，并且倾向于用习惯来代替理性的功能。虽然理性在整个英国经验派中作为新工具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还没有正式地上升为理性的法庭。英国的启蒙运动除了在经验自然科学方面为18世纪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观和实验方法风行于世提供了哲学基础，此外还为另一个重要领域即人类社会方面，它所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理论和伦理学说。确切地说，后一个领域不过是前一种科学方法论在人自身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比如说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都是自然法在人类社会中的应用，而自然法的本质就是理性的法则。

而法国的启蒙思想邓晓芒教授则称之为直观的理性也可以说是理性的直接呈现。邓晓芒教授将英国启蒙思想和法国启蒙思想进行比较，指出二者都具有排除封建和引进理性判断的理念，但仍有很大区别。英国启蒙运动注重工具性和间接性，往往用证明他物的形式来构建理性；而法国启蒙运动又被称为直观理性，它是对理性的直接呈现，直观理性是从外部深入内心，从“我”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这使得法国的启蒙运动更加彻底，同时有更强的行动力。

德国的启蒙思想归结为思辨的理性，而德国启蒙思想与英国法国的启蒙思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德国的启蒙思想具有浓厚的思辨气息。笛卡尔的唯理论影响通过荷兰的斯宾诺莎特别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为德国的启蒙思想做了准备。这表现在科学思想方面，它在一般的因果律上增加了一个充足理由律，这为理性从一种工具论向理智直观过渡找到了逻辑的根据。而在人文的方面，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为人的自由意志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根据。其启蒙意义在于第一次把理性与自由意志联系起来。超越一切感性至上同时又能够彻底解释感性现象的理性称之为思辨的理性。一般的理性只能解释为必然规律，而思辨的理性就能够解释自由的法则。邓晓芒教授认为真正把这种思辨的理性原则发挥出来的是康德，康德从纯粹理性的高度对一般启蒙思想做了总结性的界定，并且把启蒙使命彻底地揭示出来：启蒙运动是一场建立理性法庭的活动，这同时又是一场人类为自己争自由的运动，因为理性的立法使得自由摆脱了自己的暂时性、偶然性和受限制性，而成为了自己限制自己的自律，在最高的意义上使得理性的人成为了自由的人。

最后，邓晓芒教授对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做了总结，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到康德这里已经结束了，但启蒙精神却并没有消失，而是积淀为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性乃至西欧各国文化精神中的一个无形资产。邓晓芒教授认为启蒙它不是通过一场运动可以一劳永逸地达到一个目标，它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在这种态度精神气质和哲学生活中对我们视之内涵的批判同时也成为我们关于强加给我们的界限的历史性考察，成为逾越这些可能性的实验。同时邓晓芒教授指出启蒙运动其实质是理性的觉醒，其发展过程是由工具理性到直观理性再到思辨理性，今后将进入更高层次的历史理性。西方启蒙的进化就是理性本身的进化，而这样一种进化的历史过程呈现出恰好就是理性本身的逻辑层次。而这种逻辑层次可以被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理性在人是理性的动物这种最一般意义上，泛指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精神活动，包括知情意在内，这可以看做是广义的启蒙；第二、理性作为与情感情欲意志不同的认知活动，把“知”单独挑出来作为理性的任务，指人的思维能力认识能力，这相当于英国的启蒙运动的层次；第三、理性作为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不同，它是指通过概念逻辑推理判断把握客观对象的规律和普遍本质的能力，这是法国启蒙运动所达到的层次。第四、可以容纳自由的辩证理性，这是德国思辨理性所达到的层次。而这四个层次的共性便是超越，从动物性的、感性的、自在的个别存在超越到精神性的普遍的自维存在而达到本质。邓晓芒教授表示，理性启蒙永远不会过时，它是人的使命，正如自由是人的使命永远不会过时。

邓晓芒教授：男，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批评家。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先后供职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现为湖北大学资深教授、湖北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顾问，《德国哲学》主编。主要研究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创立"新实践美学"和"新批判主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代表性著作《思辨的张力》、《文学与文化三论》、《新批判主义》、《实践唯物论新解》、《<纯粹理性批判>句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