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全国现象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研讨会会议综述
  • 作者:徐弢    发布日期:2014-07-15    点击率:

 

在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清华大学吴彤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邓波教授、山东大学李章印教授“四大常务”的精心组织和筹划下,经过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细致准备,第8届全国现象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研讨会于2014年7月6日在湖北神龙架林区神龙惠苑大酒店多功能会议厅正式开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山东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苏州大学、信阳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四川省社科院、湖北大学等全国各地多所院校从事现象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的专家学者们出席了本次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主办,共收到会议论文31篇,正式做大会研讨发言的有29人。
本次研讨会第一场会议的主题为“开幕式与现象学序曲”。研讨会开幕式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副主编、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朱葆伟研究员主持。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院长舒红跃代表主办单位向与会代表致欢迎辞。舒红跃教授首先对会议的如期举行表示祝贺,对专家学者们拨冗参加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舒红跃教授主要向各位与会代表介绍了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湖北大学哲学学院从原来的哲学研究所逐渐发展壮大而来,现已发展成为湖北武汉地区知名的、覆盖从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多层次培养教育体系的哲学学院,实属不易,这其中既蕴含了哲学学院全体教职工的心血和努力,同时也离不开社会各界以及其他兄弟院校对于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大力支持和殷切关怀。
来自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吴彤教授为大会代表们做了一场主题为“身体:实践、认知与技术”的学术报告。该报告认为,身体在传统和新近研究中,两度缺席,当代去肉身化的趋势影响明显;场域对于实践和实践中的行动者塑造是最重要的因素;认知是涉身性的,身体影响认知;身体总是在实践之中生成;身体是代具,身体处于技术座架之中;身体受到实践影响,受到技术嵌入与整合。身体不只有三个面向,身体在当代社会中是一个多维体;对于身体,三个面向的社会、文化和技术是一种整合的座架,以综合的方式影响、改变和嵌入身体;实践、认知则是按照涉身的方式直接进入身体,影响身体构架与功能。实践-认知-社会-文化-技术-身体共同构建了“肉身-生活世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晓力教授对于吴彤教授的论文给出了精彩的点评,并对吴彤教授的论文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以便于完善。
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我的技术哲学”。吴国盛教授在此主要是回忆了自己从事现象学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心路历程,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路做了一番展望。吴国盛教授不仅介绍了自己哲学研究背景的构成,而且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重启了他对技术的哲学思考,也成了他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的基本思想资源。吴国盛教授在其博士论文《技术与形而上学——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1998)中,对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诸多思想做了梳理,对如下命题做了展开和辩护:首先:技术是真理的发生方式,是世界的构造/显现/带出方式,也是人的构造/显现/带出方式。其次:现代技术不是现代科学的应用,相反,现代科学的本质在于现代技术。另外,吴国盛教授还指出,在其《技术哲学讲演录》(2009)中,他除了继续发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外,也独创性地提出了如下新的研究主题:其一、超越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其二、技术哲学的历史性缺席。其三、技术作为存在论差异。吴国盛教授表示,他将继续沿着现象学的道路把技术哲学阐释成第一哲学,把技术阐释成一个既有涵盖性又有启示性的哲学原则。他指出,目前设想的研究思路有如下几条:其一、通过技术理解人与世界。其二、自然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共同起源。其三、技术与语言等符号行为的关联。其四、逻辑思维对应于何种技术样态?山东大学哲学院院长刘杰教授对吴国盛教授的报告做了精彩的点评,并且提出了一些自己独到的看法和富有启发性的建议。
第二场研讨会的主题为“现象学演练”。本场研讨会主持人为南京大学哲学系肖玲教授。首先发言的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邓波教授。他的报告的题目是:“教堂与圣歌——基督教教堂风格演变的场所现象学分析”。邓波教授指出,从基督教产生之时起,教堂这一“物”的建造,便开启并构筑了中世纪西方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其建筑风格的变迁,往往映射出“人—神”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基督教发展的兴衰。本文将遵循海德格尔关于天、地、神、人“四方域”结构的思想,结合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理论,从基督教教堂建筑风格的历史演变,来对教堂这一“物”进行场所现象学分析。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卫国教授对邓波教授的报告做了精彩的点评,并且提出了一些进一步值得讨论的问题。
随后,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的陶建文副教授为大会作了一篇题为“落体运动的时间之谜及其哲学思考”的报告。陶建文副教授指出,柯瓦雷对伽利略的研究最为重要的就是把“时间”在落体运动中的失而复得做了一个精细的描述。后期的伽利略之所以能够正确地得出落体运动规律,重要的是在于他正确地纳入了“时间”这一重要参数。陶建文副教授认为,虽然柯瓦雷反复强调是对运动的“因果性”研究的忽视以及运动的几何学化造成学者们忽略了时间要素,但柯瓦雷并未给出一个清晰的说明,更未从哲学上对之加以论证。陶建文副教授的论文就是想从时间哲学角度来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考察和思考。首先,他认为内时间与本义上的运动之直接的关联。其次,他指出,运动的几何学化致使本义上运动的时间性被忽略。再次,他认为正是伽利略的斜面实验中时间的测量让“时间”失而复得。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寻找落体运动的内在体验与其外在的数学模式之间的关系,对科学史上的一些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做一些哲学上的解释,甚至可以弥补科学史考察的不足,这也正是胡塞尔在“几何学的起源”中追求的先验史的目标。来自华南理工大学政法学院的吴国林教授对陶建文副教授的论文进行了精辟的点评,对于其中一些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辨析和厘清。
本场讨论会的第三位发言者是来自洛阳师范学院的王现伟讲师。他的发言的题目是:“物的边界与它的存在方式——基于现象学的一个讨论”。王现伟讲师认为,生活的大量事实表明,事物的发展都会遭遇自己的边界和极限。物的存在状况与它的边界形态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追问物的边界的形态和存在方式,就是在追问物本身的存在可能性。物的边界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这些形式相对于不同的事物而言具有普遍性,同时在和具体事物相关联的条件下也有具体性。在技术风险遍布的时代,物的边界的总体特征是,随着环境变迁它们普遍表现出脆弱性和暂时性。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只有在物的边界上能够维护持续的开放性,才能够在自组织的基础上保持物自身的平衡性。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翌霖博士对于王现伟讲师的论文给予了犀利的点评,认为他的论文是一篇没有边界的论文,还就相关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本次研讨会第三场报告的主题是:现象学技术哲学I,来自山东大学哲学院的刘杰教授为本场研讨会的主持人。首先发言的是来自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舒红跃教授。舒红跃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斯宾格勒:为技术正名的生命哲学”。舒红跃教授认为,技术哲学不仅应该有现象学的研究范式,也应该有生命哲学的研究范式。他重点介绍了生命哲学技术观的路线图。生命哲学技术研究应该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理论基石,同时以当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宇宙大爆炸、自组织理论对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进行改造,这是生命哲学技术研究的第一个环节;斯宾格勒生命哲学中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理论是第二个环节;斯蒂格勒的“谁”与“什么”的延异的理论是第三个环节;现代技术进化论研究是第四个环节;凯文·凯利的技术元素理论是第五个环节。生命哲学技术研究重中之重是寻求不同技术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线路,从而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一个生命哲学的研究范式。舒红跃教授的点评人是清华大学蒋劲松教授。蒋劲松教授认为该研究很有意义,同时也提出意见,认为舒红跃教授目前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很多细节上都有待着丰富和完善。
 
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卫国教授为大会所做的报告题为“从康德技艺概念之内涵看人为与自然的矛盾与统一”。赵卫国教授认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比较多地论及了被西方思想传统一向贬低和遗忘的技术和艺术,我们将之统称为“技艺”。通过充分挖掘康德技艺概念之内涵,可以将其自由与自然的二律背反进一步具体化为“人为”与“自然”的矛盾,现代主体凭借无处不在的理论―技艺性人为建构,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人的真正自由包含着人为与自然两个方面,矛盾双方的统一和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人的自由之根本有限性的表现。蕴藏在康德思想中对技艺之技术和艺术两个环节辩证关系的揭示,在承担由现象到本体过渡之重要任务的同时,为我们指出了克服片面的人为和自然而通往自由的道路,对于解决现代人生存危机及人与自然的矛盾极富启发。来自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的朱葆伟研究员对赵卫国教授的论文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翌霖博士的发言题目是“齐美尔货币哲学初探”,胡翌霖博士首先指出,自古以来,哲学向来只关注纯粹的理念世界和宏大的终极问题,崇尚“无用之学”。而钱这种东西显然与主流哲学家的兴趣格格不入。即便是在当代哲学家开始将视线投向技术之后,货币这一独特的人工物仍然较少成为哲学家重点关注的课题。齐美尔的《货币哲学》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胡博士并分析了这其中的原因。胡翌霖博士认为,要恰当理解《货币哲学》,首先要明确,这部书的立意不在于分析货币问题本身,而是以货币为切入点,讨论最深沉和最终极的哲学问题。《货币哲学》中,“货币”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齐美尔试图通过货币,揭示人的本性和世界的结构,揭示“价值何以可能”及现代性的来龙去脉。随后,胡翌霖博士还从“主体——客体”,“绝对——相对”,“占有——自由”以及“目的——手段”几对对偶概念的关系中,详细阐释了齐美尔《货币哲学》中深刻的哲学内涵。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张志平教授对胡翌霖博士论文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并就其中的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三场研讨会最后一位发言者来自山东大学哲学院的李章印教授。他的发言的题目为“从ρχ到Aτιον:海德格尔的解读及其意义”。本人对海德格尔的理论不太熟悉,加上李章印教授没有提供完整论文,故不敢做过多描述。
第四场研讨会的主题为“现象学技术哲学II”,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刘晓力教授。来自上海大学的杨庆峰教授,他的报告的题目是“事物意向性诠释中的自然主义特征及其批判”,他的报告旨在讨论如何借助心灵意向性纲领来发展出事物意向性讨论的可能性维度。他从分析技术意向性解释中的自然主义的特征出发,分析并指出了由伊德和维贝克所论证的技术意向性理论存在的局限,他认为后现象学者所提出的技术意向性概念对于事物意向性问题的讨论具有很好的铺垫作用,但是在充分发挥这种铺垫作用之前,必须意识到其中所存在的自然主义局限。杨庆峰教授指出,重要的是必须分析理解当前心灵意向性讨论中的设定及其批判。他认为心灵意向性研究纲领的转变动力是对意向性解释中的自然主义的批判,而这一点恰好能成为洞察和理解事物意向性解释中局限的关键参照,使得我们可以自然主义纲领中走出来,从现象的意向性这一整体性基础上分析事物意向性问题。杨庆峰教授还从“整体与交互”角度,分析了事物意向性的特征;从“功能和意义”角度,分析和阐明了事物意向性的构成。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孟强副研究员对于杨庆峰教授的论文进行了精辟的点评,并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意见。
来自北京大学的吴宁宁博士报告的题目是“现象学视角下的技术中介理论”,她认为,技术中介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刻画技术透明性经验中的自身觉知,伊德的“准透明性”概念针对的是这一问题,其结构是“放大/缩小”,强调物质性技术和感觉身体,伊德所述自身觉知是一种朝向对象式主体的自反,并没有真正地说明前反思层面的自身觉知。从梅洛-庞蒂实践意向性的角度,可以给出一种现象学视角下的技术中介,技术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实践任务规范,技术经验中的自身觉知指的是对我与作为规范的技术本身的关系的意识。来自清华大学的苏丽博士对于吴宁宁博士的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详细地点评,并结合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更深入地探讨。
来自四川省社科院的刘胜利助理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中医身体观的困境与出路”,刘胜利指出,中医身体观研究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逻辑困境。导致困境的形而上学根源是研究者的对象思维所导致的对象身体的存在论偏见,即人们总是倾向于首先将身体构想为处在客观世界中的对象。上述偏见导致研究者将西医的解剖学身体视为理所当然的标准,来研究与评判中医身体观的意义。要走出上述困境,就必须通过批判对象身体的存在论偏见,揭示出对象身体观的经验基础与理论预设。这种批判将引导中医的身体回归现象世界,引导中医研究从对象身体观走向现象身体观,即以“现象身体”为基本原则来重新理解中医身体观,来推动中医身体观的现代阐释。清华大学吴彤教授对刘胜利的论文给予了精彩的点评,并就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商讨。
第五场研讨会的主题为“现象学科学哲学I”,主持人为清华大学的吴彤教授。首先发言的是来自浙江大学的盛晓明教授,他的报告的题目为“从“小生境”的观点看——也谈规范性的来源”,盛晓明教授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从哲学上看,“小生境”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与进路,使我们得以重新思考规范性的来源问题。盛晓明教授通过分析库恩的“Niche”概念,指出库恩要想拯救经验,既不能把规范与规则简单地等同起来,也不能把规范与因果规律等同起来,最好的办法不是把认识论直接变成科学,而是动用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经验方法来描述经验知识的发生与演变的过程,并且告诉我们,认知与研究的秩序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被一一地建构起来的。随后,盛晓明教授通过分析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境域主义”,对于“规范主义”和“规律主义”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另外,盛晓明教授还联系海德格尔的“境域图式”,进一步指出境域并非是混沌的、不透明的,而是按某种特定的秩序与规则呈现的。我们不是事先拥有了先天的规范原则,然后才把它应用到经验的综合过程中。相反,我们一开始便处在经验的综合过程之中了,然后再回溯到使得综合成为可能的先天原则。这一逆转使得图式的功能从作为中介的连结者,上升到了能够产生并呈现规范原则的奠基者。最后,盛晓明教授得出结论认为,从“小生境”的观点看,首先,讨论规范性的来源不能诉诸普遍立法原则这样的东西,以及由此展开的先验论证,同样,也不能诉诸基于自然科学发现的因果规律,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说它们不够基本。其次,规范性讨论涉及的肯定不是物的集合,也不是信念的集合,而是作为过程之集合的“事件”,因此,叙事才是论证的基本形式。事件是由人参与而发生的,因此参与者的叙事能使隐含在共同体实践中的规范得以呈现。最后,考虑到进化的因素,叙事是一个未完成的,或者说有待完成的事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它“在途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晓力教授对于盛晓明教授的论文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孟强报告的题目是“拉图尔论存在模式”,孟强副研究员指出,2012年,拉图尔发表《存在模式研究》,试图构建一种非二元论的存在论,从而弥合“自然的分岔”。孟强首先交代了该书的思想背景,认为它旨在正面回答《我们从未现代过》未曾回答的问题,即如果我们从未现代过,那么在我们周围究竟发生着什么。接着,第二部分讨论了拉图尔为何以“存在模式”作为切入点,“存在论多元论”将提供一幅不同于二元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图景。第三部分阐明了据以理解诸存在模式的三种元模式,它们分别是网络、介词与双击。其中,介词是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根本性修正。第四部分粗略展示了15种存在模式及其结构,并具体阐明了据以辨别存在模式的指标。第五部分以“物质”为例具体展现了存在模式多元性的解释力。物质起源于两种存在模式的混合即指称与再生产,因此它不属于存在模式,或者说“物质根本不存在”。最后,该报告对拉图尔的工作做了简要评论。四川省社科院的刘胜利助理研究员对孟强的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建议。
清华大学苏丽博士提交的报告题目为“论µ子的发现中实在性的生成”。该报告尝试提出一种新的生成实在论。在批判了以范·弗拉森为代表的科学观察的实证主义观念,返回到对知觉经验的特性论考察,通过利用现象学的思想资源为哈金的实验实在论作了补充性辩护,论证µ子的实在性是如何生成的,并阐述该实在论的存在论承诺。北京大学哲学系吴国盛教授对苏丽的论文做了精彩的点评,认为苏丽博士的论文写得非常不错,很有进步,只是有点长,但是瑕不掩瑜,并且对论文中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第六场研讨会的主题为“现象学科学哲学II”,主持人是来自山东大学哲学院的李章印教授。首先发言的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张志平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节奏性、简单性和隐喻性:一种修辞学的解释”,该报告从修辞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修辞学形式,即它的节奏性、简单性和隐喻性,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维特根斯坦采用这种修辞学形式的意图以及这种修辞学形式与其思想的关系,即:通过为《逻辑哲学论》铸就独特的修辞学形式,维特根斯坦赋予《逻辑哲学论》以艺术作品的特质,以拉开其哲学命题与自然科学命题的距离,并由此使自己摆脱思想的悖论;不论是对《逻辑哲学论》的写作还是在其中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他都遵循的是简单性原则,并使简单性成为真理的标准和哲学思考的要求;不仅如此,他还通过《逻辑哲学论》的形式结构隐喻性地彰显其宗教情怀或对不可说者的敬畏。来自浙江大学的盛晓明教授对于张志平教授的论文给予精辟的点评,并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来自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的徐弢讲师报告的题目是“前期维特根斯坦论自然科学规律”。徐弢讲师指出,前期维特根斯坦从逻辑角度阐述了他对于自然科学规律独特的哲学理解。他不仅区分了逻辑规律和其他的自然规律如因果律,归纳律等不同,而且对于自然科学的规律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逻辑句法的解释,他认为自然科学规律并不是对于自然现象的一种解释,而只是一种描述世界逻辑形式的科学语言的句法,这种独到的解释不仅对于传统解释是一种激烈的批判,而且对整个近代的科学世界观也是一种深刻的批评和反省,对于我们重新思考自然科学规律的本质和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来自浙江大学的李恒威教授对徐弢讲师的论文做了精彩的点评,并且就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来自苏州大学的李继堂副教授报告的题目为“从胡塞尔现象学到外尔规范原理”,李继堂副教授指出,当代规范理论起源于外尔的规范不变性原理,外尔在1918年《引力和电》一文提出规范不变性原理,其发现的语境除了广义相对论的成功、微分几何的发展,最关键的就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应用。包括胡塞尔写给外尔的四封信在内的诸多材料,说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确实指导了外尔的规范原理。特别是,先验现象学观念论对无穷小几何和规范不变性原理的指导作用。体现出先验现象学观念论的方法论意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张昌盛助理研究员对于李继堂副教授的论文做了充分的肯定,并且提出一些建议。
清华大学李芳芳博士提交论文的题目为“重塑技科学谦虚的见证者——唐娜·哈拉维客观性基础解析”,李芳芳博士指出,“谦虚的见证者”一词,出自史蒂文·夏平( Steven Shapin) 和西蒙·谢弗( Simon Schaffer)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该词被用以形容17世纪的波义耳空气泵实验中的见证实验的人们,他们能够证实所发生的实验事实,是客观事实的代言人。为确保科学知识生产的客观性,见证者必须保持谦虚,只有当其主观性因素被遮蔽,成为自我不可见时,才能称其为“谦虚”。而哈拉维通过论证表明,社会性别在波义耳实验室中被重塑,谦虚被男性化了,相应的,科学客观性也呈现出一种男性气质。通过对谦虚的解构,哈拉维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能够重塑谦虚见证者,使其自我的不可见性转变为可见的,以建立一种新的科学客观性。南京大学哲学系肖玲教授对李芳芳博士的报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就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引申。
第七场研讨会的主题为:“现象学科学哲学III”,主持人为华南理工大学的吴国林教授。首先发言的是来自东北大学的包国光教授,他的报告的题目为“《哲学论稿》中‘此-在’和‘技术’”,包国光教授认为,《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还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存在者,它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而在《哲学论稿》中,“此-在”脱离了任何存在者,它是从本有而来的为存有的真理建基的时机之所。后期的此-在(Da-sein)不同于前期的此在(Dasein),此-在意指“此”的存在,存有的本质现身之所,本-有过程,建基之所,时机之所等。作为谋制的技术(技艺)必须通过“此-在”而发生。随后,与会代表对包国光教授的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与点评。
随后发言的是来自东北大学的张秋成教授,他的报告的题目是“海德格尔后期技术哲学方法是先验的吗?——对维贝克解读的再解读”,张秋成教授认为,维贝克在“What Things Do”一书中对海德格尔后期技术哲学思想的进行批判,认为海氏没有面向“技术人工物”本身对技术进行哲学思考,因此他探讨技术的方法出了问题:他的方法是非经验的,是“先验”的。该报告尝试反驳他把海德格尔后期技术哲学研究方法概括为“先验”的方法。
来自中山大学的张骁明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段义孚早期作品中的环境经验研究及其现象学态度”,张骁明副教授在报告中指出他所要探究的基本问题是:现象学在段义孚早期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发展和具体研究中究竟扮演一种什么角色?主要是聚焦于段义孚有关“环境经验”的研究。张骁明副教授从段义孚推崇直接描述和感知觉分析,挑战“意象”与“心智地图”,以及重思“环境”与“世界”的关系等角度,初步分析和探讨了段义孚有关环境经验问题的早期作品,特别注意挖掘了其中所体现的现象学思想。张骁明指出,尽管身处实证主义地理学大行其道的时期,然而段义孚通过秉持这样一种现象学的态度,至少产生了如下三方面与环境经验问题相关的立场与观点:反对生硬的量化记录,推崇基于丰富的感知觉的直接描述;反对用偏狭的意象与心智地图来理解人类的环境认识,而推崇能够将环境认知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基模;反对孤立地认识和使用“环境”概念,推崇富含人文精神且能够将环境概念作为一种相遇而包容其中的“世界”概念。这些立场与观点的获得,融会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一些思想资源,但也充分体现了一位地理学家挑战主流、直面问题的独立精神和批判意识。
来自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徐献军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当代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发展”,徐献军认为,雅斯贝尔士所开创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挑战了当前精神病理学的核心假设,即把精神病人仅仅当作一个具有大脑机能障碍的封闭个体,而主张:任何大脑机能异常,从其本身是无法得到确认的,必须在社会的、主体间的情境中得到定义。有关人类本身主观经验的科学——现象学,不仅有助于推出理论假设(例如在妄想症神经基础的探查中),也能够有效地解释诸如精神分裂、自闭症等精神疾病。当代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发展表明:现象学与神经科学以及其他认知科学进路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协同促进的潜力。人类精神疾病谜团的破解,同时需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徐献军的论文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来自信阳师范学院张铁山教授的报告题目为“一个弥合意识‘解释鸿沟’的方法论救治”,张铁山教授认为,瓦雷拉的“神经现象学”是弥合意识“解释鸿沟”、破解意识“困难问题”中最为系统且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案之一。他的这一思想是在当代意识自然化和查尔默斯提出的意识“困难问题”或“解释鸿沟”的影响下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有其涉身动力学科学基础和“中道认识论”哲学基础。它以意识体验的不可还原性为出发点,把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认知科学统一起来,采取了对意识的第一人称数据和第三人称数据之间的互惠关联和约束的方法论来解决意识“解释鸿沟”问题。瓦雷拉的这一思想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也存在着现有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昌盛助理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一种科学-现象学如何可能?——基于先验现象学对自然化的现象学的研究纲领的改造”,张昌盛认为,按照自然化的现象学的思路外推,如果现象学需要对整个世界经验包括对自然的经验进行先验的分析,从而重新理解自然。关于自然的经验,更多地是通过科学来认识的。因此,现象学对自然的研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通过与自然科学乃至科学的研究相关联而形成复合结构的研究。套用神经现象学的研究而言,这种关联性研究可以称为自然科学-现象学或者科学-现象学(Sci-phenoenology)。张昌盛还提出了科学-现象学的研究纲领的初步设想,并从科学经验与先验现象学角度,对于科学-现象学存在的可能性进行了六个方面论证,并对先验现象学视野中的科学-现象学进行了阐明,对先验的科学-现象学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界定。山东大学刘杰教授对张昌盛的论文进行了精辟的点评,并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
中国科学院科学史所张卜天副研究员提交论文题目是“现代世界图景的思想起源——评《无限与视角》”。张卜天副研究员对美国哲学家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 Harries)的《无限与视角》(Infinity and Perspective)进行了独特的评论,他指出卡斯滕·哈里斯所关注的正是现代世界图景和科学世界观的思想起源。张卜天认为该书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虽然关注的是科学史,却并不满足于单从科学上去追溯这一图景的开端,而是把历史挖掘得更深,从哲学史、神学史和艺术史等领域中去寻找使新科学成为可能的思想前提,是一项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在追溯新科学的历史前提的过程中,哈里斯把“视角”(perspective)这一主题用作指导线索,它把我们从世界的无限性引向自我的无限性,并最终引向上帝的无限性。张卜天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无限与视角》既非严格的科学史著作,亦非严格的哲学史著作,而是把科学史、哲学史、神学史、艺术史等诸多方面结合起来的一种广义的思想史,是一系列哲学和神学阐释。它极具启发性,非常有助于我们扩展视野,打破学科界限,从更高更广的角度看待思想的发展和演进。读这样的书会使我们觉得,同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会在科学、哲学、宗教、艺术等各个领域反映出来。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还原过去的事件,而在于立足当下的困境来梳理历史线索。本书的问题意识极为深刻,且具有精妙的神学维度。作者不仅对于近代早期神学争论(及其对近代科学的塑造作用)有准确的把握,而且始终将现代性看成神学问题的后果——基督教上帝的全能所蕴含的“究极”思维方式常常表现为催动科学问题展开的引擎。华南理工大学的陶建文副教授对张卜天的论文做了精彩的点评,并且提出了一些相关的问题,引起更多的讨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晋世翔博士的报告题目为:“表象”、“意向”概念的古代、中世纪起源——关于现象学论域中“表象”、“意向”概念与“感觉形式”理论关系的历史考察。他认为,关于人类感知觉活动的当代哲学考察大体可以分为以最新生理学、心理学成果为基础的,或强或弱版本的自然主义(物理主义)还原论立场和反自然主义倾向的先验现象学立场。与此相应,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关于亚里士多德感知觉理论的当代阐释同样也存在这样两个立场:物理解释和精神解释。精神解释者在批评物理主义解释时,常常将阿奎那与布伦塔诺引为自己的同盟。由此,关于亚里士多德感觉理论的精神阐释传统与现象学感觉理论之间隐约存在着一条传承线路。对于这条线索上所使用核心概念——“感觉形式”、“感觉种相”、“表象”、“意向”诞生和发展的梳理不仅是为现象学感觉理论寻找历史定位的核心工作,也是清晰理解关于感知觉活动之哲学解释的关键所在。山东大学李章印教授对晋世翔博士的报告进行了点评,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浙江大学哲学系李恒威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论威廉·詹姆斯的意识研究”,他认为作为“现代意识研究之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是意识研究“第一个黄金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开拓者。首先,詹姆斯在意识研究上的开拓性几乎涵盖了当代“意识研究”的所有方面。即使站在当代“意识研究”的前沿来看,他所开拓的诸多意识研究主题仍然具有划时代的蓬勃生机。其次,詹姆斯是意识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对心智生活的神经条件的研究是心理学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三,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立场以及他对意识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视,使得他在意识研究的方法论上持多元态度,他将意识的第一人称的(广义现象学的)研究与第三人称的(经验实证科学的)研究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新近的神经现象学是这一方法论路线的最好注脚。第四,詹姆斯认为宗教体验是人类意识谱的一部分,他率先将宗教体验与神经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宗教体验的科学研究,建立了“宗教的科学”。詹姆斯是一位“非学科的”思想家,他的意识研究是对“人的现象”的统一和全面的呈现。本文从詹姆斯关于意识的哲学研究、意识的科学研究以及宗教体验的研究这三方面,简要而全景地论述詹姆斯的意识研究的丰厚遗产,以期从这个回顾性的评价中汲取有助于当代“意识研究”的启示。来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朱葆伟研究员对李恒威教授的报告给出了详细的点评,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吴晓力教授和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分别对本次研讨会做总结发言。结合自己多年来参加全国现象学科学技术哲学的经历,刘晓力教授谈了自己对这一学术团队的感受,认为经过这一团队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全国现象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希望这一团队继续努力,争取将来取得更大的进步。作为该学术团队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吴国盛教授最后对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与会代表表示感谢,感谢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对于本次会议顺利组织和举行的大力支持,并宣布下次由东北大学承办第九届全国现象学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东北大学包国光教授代表下一届承办单位希望各位参会代表能够参与下一届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