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经典之二
  • 作者:佚名    发布日期:2006-05-10    点击率:

11、孟子(战国,前372~289)

孟轲(约前372~289),今山东邹县人,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为战国中期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哲学家,政治家。孟子使儒家成为“显学”,并使儒家学说更为完善,被封为“亚圣”,唐宋代以后更被看成是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人。

《孟子》中最著名的思想是它的“性善论”。它抓住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根本,即人人都有“良知”,良知表现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四德。这四种道德情感是社会的产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所以人性是善的。《孟子》告诫:人不应该拘泥于人的自然品质,把它看作自己的本性,而应扩充“善端”,经过“集义”和“养浩然之气”就可以成就“仁”的人格,理想的人生是能够实现的,“人人可以为尧舜”。人心的功能就是对良知理性的反思,这就是“反身而诚”也就是“尽心”。尽心以后,人就可以获得心理的平衡,可以很好地处理人生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要“义”在先,这样就是“知命”“知天”。人遵守道德的要求可以获得比人世利益更高的奖赏——“天爵”。君主遵守道德的要求就可以实行“仁政”。“民贵君轻”,“仁者无敌”,得民心得天下,这是政治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

《孟子》对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很多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使孔子的思想更加完善,更加哲理化,更加具有实用的意义。“性善论”激励人奋发改变自己,积极向上;尽心说强调人的认识的能动作用,张扬了理性;仁政学说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至北宋程颢、程颐起,理学家将《孟子》由“子”入“经”,列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经典地位遂得以确立。程颐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朱熹说:“四子,六经之阶梯。”主张按由易到难的程序,先读“四书”,再读“五经”。朱熹指出:“四书”是直接的孔孟之道,而“五经”则是孔孟以前的“先王之教”。他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只可《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朱熹又打比方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它《经》是打禾为饭。”经过宋代的显扬,《孟子》作为“四书”之一,逐步东传日本等国,远播西欧,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的贡献,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经典之一。

(据东汉赵歧等注《孟子》,中华书局1998年版)

12、淮南子(西汉,前179~122)

刘安(179~122),淮南王,汉高祖刘邦少子刘长的儿子。刘长谋反死后,汉文帝封刘安为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德拊循百姓,流名誉”。他常对中央帝国心怀怨恨,欲谋反,常施恩惠于民众,以争取民心。后以谋反事发而自杀身亡。

《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该书作者并不仅仅为刘安一人,是他组织苏飞、李尚、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晋昌等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合编的著作。

据《汉书·艺文志》载,《淮南子》内21篇,外33篇。现存仅《淮南子》21卷。该书内容庞杂,混有阴阳家、儒家、法家等各家思想,但中心思想是阐发老子的道家思想。《淮南子》的总体思想原则,集中表述在《要略》篇中,对全书各篇大意分别作了概括,综述了孔子、墨子、管仲、晏婴、申不害、商鞅和纵横家等思想家或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淮南子》对诸家学说都有所继承,体现了熔铸百家于一炉的态度。

在哲学思想方面,其最高范畴是“道”。“道始于虚霩”,“道始于一”。历史观上,《淮南子》叙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致历史,认为人类生产的操作技术在不断地更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度、礼乐等也与时变化,反对“法古”、“循旧”的观点,认为“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法与时变,礼与俗化”,主张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进化观。它还看到了社会历史中民众的智慧与力量方面,指出个人的能力相形之下是非常渺小的。《主术训》载:“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淮南子》还试图以经济生活来说明道德的起源,认为“夫民有余则让,不足则争。”在认识论上,《淮南子》认为人是具备认识能力的,外物被人反映后便可以产生认识,“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恶生焉。”认识的最终追求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

《淮南子》以广博的涵量保留了十分丰富的古代神话、传说,为我们研究中国早期社会的发展、文学艺术的产生以及早期思维等均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书吸收先秦诸家的史料,编辑成书,因而也保留了诸子百家的引文或史料,特别是在先秦典籍大量佚失的情况下,就更显示出它的特殊价值。《淮南子》适应了汉初政治多元化的思想潮流,同时也蕴含着由多元转向单元政治思想的因素,这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其理论意义是重大的。

(据《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58年版)

13、春秋繁露(西汉,前170~104)

董仲舒(170~104),西汉哲学家,政治家,广川(今河北景县董故庄)人。汉景帝时,董仲舒因为研究《春秋》成为博士,学习和教学非常刻苦,留下“三年不窥园”的美名。前134年,他因为《举贤良对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后回家著书,朝廷每有大事,都要去问他。死后,武帝出游途经其墓地,竟为之下马致哀,墓地被称为“下马陵”。

《春秋繁露》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万物之祖”。“天人同类”:“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人副天数”:“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因而人类社会要以自然法则为自己的根据:“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天为君而履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刑者,德之辅,阴者,之助也。”君王如此行事,“故天瑞应诚而至。”倘若君王不行德政,便会激起天的震怒,出现水旱灾、火灾、虫灾乃至地震、月蚀之类,以示苍天对君王的警告与惩罚。每一个新王朝受命于天,必须依据黑白赤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进行新王改制,但“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该书认为人们认识的目的是寻觅天意,而不是认识事物及其客观规律。提出“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认识的目的是“体天之微”。人们的认识即通过“察物之异”达到“观天道”。同时,他还指出“天意难见”,“其道难理”并非一般人都能认识天道,把握天意,只有“不学而自知”的圣人,才能够“视天冥冥,听于无声。”认识天意可以靠名:“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

《春秋繁露》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了第一次改造,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正统哲学,对当时社会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等问题,给予了系统的回答,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汉代起,以《春秋繁露》为标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经改造后遂成为官方的正统哲学,对整个社会习俗和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它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历史意义深远。该书是韩国《新东亚杂志》19801月专刊介绍的中国古代100部作品之一,该刊肯定了它对朝鲜社会的影响。

(据《春秋繁露义证》,[]苏舆撰,宣统庚戌刊本)

15、梅花易数(北宋,公元10111077

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谥康节,共城人(今属河南)。他构建了一个先天象数学的思想体系。《梅花易数》是其中应用的部分。除此而外《皇极经世书》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

该书是邵雍哲学理论的具体运用。他认为宇宙的发生过程是一个象和数的演变过程。太极是一,一生二,二则神也,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包括社会历史都是象数的演进过程。自然的可以运用象数体系的易学解释世界的任何事物。该书坚持太极、万物、心合一的本体论概念。《玩法》说:“一物从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下之理无形迹,假象以显其义。”“天下万物无非数。”“易中秘密穷天地。造化天机泄未然。”

《梅花易数》的理论特色之一是灵活多样的起卦方法和断卦方法。如卦数起例:卦以八除,爻以六除;年月日时起例;字占、服饰占、声音占等。断卦有体用、五行、卦气、灵应等,对断卦时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视和探讨也是该书的一个理论贡献。它的另一特色是对事物属性的研究和对起在八卦中的归属问题的探讨。如乾卦,乾有健知之义,于马之类见之,其象包括:天、父、老人、官贵、头、骨、马、金、宝珠、玉、木果、圆物、冠、镜、刚物、大赤色、水寒。

《梅花易数》记载了不少预测的实例。如观梅预测少女折花跌伤股骨的例子。邵康节与朋友在观赏梅花的时候,突然看见二只麻雀在一树枝上争斗,两鸟相继坠地。得到《泽火革》变《泽山咸》卦。据此,邵康节果断得出结论:明天晚上,一定有一位姑娘来此折花,有人去追赶她,姑娘,惊慌坠地,跌伤股骨。革卦,上兑下离以兑为体,兑为金为少女,下离为火。金被火克,金必伤,即少女受伤。互卦上乾下巽,也是金克木,而巽为股,所以少女伤在大腿股骨上。幸变咸卦,咸的下卦为艮、为土,兑金(少女)得此土生,虽伤不致大凶。除此以外还有西林寺牌额占测等等。

《梅花易数》涉及到拆字、星占、侯占、音占、风角、六壬等科,对于易学预测,有重大贡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真正的奇书,是我国象数学的一件无与伦比的瑰宝。它一直被历代帝王,民间公认为是占卜和预测的理论依据,与易经”“麻衣相术一并成为中国相术预测学的三大奇书。该书在象数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丰富了相同象的范围,丰富了数字的意义和实用价值,并使数字上升到事物的本质的地位,使数字带上了神秘的色彩,是宋代象数易学的代表作之一。

(据广西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6、太极图说(北宋,1017~1073)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因筑濂溪书堂于庐山之麓,后人遂称濂溪先生。很小就成为孤儿,依靠做龙图阁学士的舅父郑向生活。历任郴县令、桂阳令、南昌令、虔州通判、比部员外郎、广甫东路刑狱等,后以疾乞知南康军。晚年定居庐山莲花峰下,不久去世。其所创立的学派称濂学。哲学著作主要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另有少数诗文,后人编为《周子全书》。

《太极图说》全文仅250余字,是对《太极图》的说明。该书以《道藏·太极先天之图》为蓝本,吸收佛教《阿黎耶识图》,承传五代末北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把原来道士的修炼图改造为天地万物生成的图式。《太极图说》中的重要范畴较多来自《周易》,反映了当时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实际情况。

《太极图说》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模式说明了构成了宇宙万物的生成问题。生成的基本原理是阴阳的对立统一,生成万物的质料是五行。第一部分说明了自太极的动静而产生阴阳,产生天地之后,具备了创造万物的材料,这就是水、火、木、金、土的“五行”,也就是五种“气”的存在形式,“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朱熹解释说:“金、木、水、火分属春、夏、秋、冬。”五行之气推动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创造生物的气侯条件。五行还是万物的基本属性和质料。《太极图说》包含了后来理学的体用一源的思想因素,认为:“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可分成阴阳的属性,阴阳的辨证运动就是太极,太极的实质是无极。从生成论来看,从无极到万物是有一个生成的顺序的,但五行、阴阳、太极、无极都是内在于万物之中的。五行内在有阴阳,一样内在有太极,太极内在有无极,反过来也是一样,万物是无极由隐到显的过程,生成论和本体论是合一的。

人是万物之一,人内在有五行、阴阳、太极、无极,这是人行动和成就圣人理想的根据。与无极、太极相应,人要“立人极”,方法是“无欲”、“主静”,然后立五行:中、正、仁、义,这样人就可以应对万物。

《太极图说》将天、地、人纳入为统一体系,反映了宋代社会要求哲学回答社会人生问题和宇宙本源的问题。它糅合儒释道而建立的思想体系,具有不同于以前儒学的特色,思辨水平也高于前人。其风格为后来理学者所继承。该书由南宋朱熹整理,并作《太极图说解》,加以发挥,遂成为程朱理学的理学基础,它因此成为道学的经典文献,对以后宋明理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法国传教士雷孝思于1834年和1839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两卷本《易经》拉丁文译本,其中讨论了本书的内容,引起了西方的关注。

(据《周子全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7、周易程氏传(北宋,1033~1085)

程颐(1033~1085),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与哥哥程颢共同讲学于洛阳,创立洛学,是宋明理学的真正创立者。绍圣年间,政治失意,被放归田里,一度被编管于涪州(今属四川)。由于宦途生活的曲折,观察到时政的弊害,因而将一些变革思想寄寓在对《易经》的注释中,写作该书。

《周易程氏传》,又名《伊川易传》,是程颐对《周易》的《经》部分的注释。程颐从少年学《易》,到晚年写成有独特心得的《易传》,前后作了五、六十年的研究。

该书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盖天下无不二者,一与二相对待,生生之本也。”“仇,对也。阴阳,相对之物,谓之初也。”“仇”有敌对对立和对子、匹配的含义。“动静相因”、“消长相因”导致事物运动:“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物无常动之理。”“动”比“静”更为根本:“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运动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天地阴阳之气相交而和,则万物生成,故为通泰。”由于天与地、阴与阳相互交感,万物才得以生成。同样,由于男女的相互交感,才能繁衍后代,人类才能“生息而后终不穷”。程颐具体论述了事物交感的现象,风雨润泽,日月运行,寒暑相推,整个自然界都在运动不息,充满生机。

只有运动不息的事物才有生命力。“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不“动”,就不能“恒”,即长久存在。天地造化因为“动而恒久不已”,所以才能“常”;日月星辰因为运动“恒久不已”才能“明”。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都有它的规律性,“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顺而已”,“顺”多少包含着按照客观规律运动的因素。他在强调“顺”循事物规律的同时,又注意到了人的作用。他说:“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时间变了,事物也要随之变化;“因对而处宜,随事而顺理。”“极而必反”,要由危转安,由乱转为治,不是自然而然的事,一定要发挥人的作用,要有具有“刚阳之才”的君子的积极活动才行。程颐的“变易”思想,在其政治观上,也得到了反映。他主张“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

《易传•鼎卦》提出:“去故而纳新,泻恶而受美”,表现了积极的进步思想的倾向。此书系统地反映了程颐的理学思想,是程朱学派的理学经典著作之一,对朱熹等后来的理学家的辨证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1314年,高丽从元朝购得书籍10800卷;1392年太学校长李穑把周敦颐-程氏兄弟作为孔子学统的继承人,进行教学。西方传教士在研究宋儒和原儒的区别时涉及到本书的内容,二程及其思想对西方也有一定的影响。

(据《二程集》中华书局 1981年版)

18、朱子语类(南宋,1130~1200)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尊奉为“万世宗师”。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居福建建阳,官至秘阁修撰。朱熹建立了一个完整、严密、精细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宋元学案·晦庵学案》中说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他受学于其父的同友李侗,深得二程(颢、颐)理学思想的精髓。

《朱子语类》是由朱熹弟子对朱熹平时讲话和答疑的记录。全书共140卷,分26门,有“理气”、“鬼神”,“性理”和对四书五经的解说等,对孔,孟、周,程、张及本人的论述以及有关历史、政治、文学的论述等。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史学等方面。是研究朱熹思想的可靠资料。

《语类》进一步论述了理气关系,认为太极是绝对的本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源,理与气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气之中。”理本身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理在气中,如一个明珠在水里”。就具体事物来说,必须有理有气,这是理气相依不离;从“理”的角度来看,“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朱熹用“理一分殊”来说明理与万物的关系。“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周出一源,但所具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物物各具此理,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

《语类》认为应该用格物致知的办法认识理。先“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然后“到那贯通处,则才拈来便晓得,是为尽也。”格物致知的主要内容是“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通过读书领会圣人的思想,进而明白该如何行动。认识理,按理行动,还要克服“欲”:“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二者不可并存。“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因此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

《朱子语类》是研究朱熹思想的重要资料,其内容丰富,反映了朱熹的基本哲学观点。在与弟子的讲解对答中对某些观点的解释更见灵活、全面和细致。该书作为朱熹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服务于封建社会的统治,在提高人民道德水平的同时,也造就了思想禁锢。它的理和欲的观点后来被指责为“以理杀人”,足见它的历史影响。

(据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三字经(南宋,1223~1296)

王应麟,南宋人,字伯厚,生平事迹不详。

《三字经》论述了教育和学习尤其是道德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及学习的内容和次第。开篇就指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人出生之初,禀性本来都是善良的,天性也都差不多,只是后天所处的环境不同和所受的教育不同,彼此的习性才产生了重大的差别。因此要注重道德教育,教诲一个人按照本性发展的方法,贵在教导他专心致志。父母老师要主动承担教育的责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要教育子弟多读经书:“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学习也是重要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教育和学习的内容中,道德教育和学习是第一位的:“首孝悌,次见闻。”学习的方法首先要立志:“尔小生,宜立志”。其次要有好的开端,循序渐进:“为学者,必有初。”学习要从宋代朱熹的《小学》学起,然后学习《孝经》和《四书》。学习要心口并用,时刻不离:“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学习要自觉、勤奋,晋代的孙敬刻苦学习为了防止晚上读书打瞌睡而将头发用绳子吊在屋梁上;战国人苏秦读书困倦时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来提神;他们都没有老师的督促,却能自觉的勤学苦练:“头悬梁。锥刺骨。彼不教,自勤苦。”勤奋学习一定会有收获,游戏懒惰绝对没有益处,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应当不断勤勉自己努力:“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学习要注重实用,学习历史是为了“知兴衰”,学习历史要“考实录”,“若亲目”。学习的目地是将学到的知识用到干事业中去,对上可以辅助君主治理国家,对下可以给百姓带来恩泽:“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是使自己的名声远扬,让父母感到荣耀,给祖先带来光彩,为后代留下富裕:“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该书被称为“小型百科全书”,“中国教育的基石”。在所有的蒙学书中,最流行的便是《三字经》及《百家姓》、《千字文》了。明代著名理学家吕坤曾说:“初人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在民国时期,该书发行量惊人,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中国现在销行最多的书是什么,就我所观察还是《三字经》等。在今天,聪明的读者仍然选择《三字经》作为自己的人生必读书目,不得不让人惊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了。该书对加强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据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0、传习录(明代,1472~1528)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出身于官僚地主之家。少年时代即聪颖过人,立志要把学圣贤当作头等大事。15岁时,曾离家到居庸关、山海关等边关要塞去考察和游览,学习骑马射箭。28岁中进士。35岁时因触犯当权太监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在“龙场悟道”。他以“破心中贼”为己任,精心构筑了心学体系。王守仁死后,谥文成,因此后人又称他为“王文成公”。

《传习录》主要是王守仁的论学语录与书信集,因《论语》“传不习乎”得名,由王氏门人徐爱和钱德洪辑录。《传习录》分为上、中、下三卷,王守仁的主要哲学观点均包含其中。

《传习录》持“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宇宙观,认为“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一切都是心的产物。王守仁的朋友曾问他:“您说天下无心外之物,那么像这棵花树在深山之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王守仁答道:“当你没看见这花的时候,这花对于你的心来说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你看到它的时候,花的颜色才变得鲜明起来,这花这树才在你的心中显现出来。可见,这花并不在你的心之外。”花虽然存在,但与人无关的、对人没有意义的存在和不存在是等价的,进入主观认识的事物才成其为事物,所以:“心外无物。”同样:“外于吾心,吾外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

既然如此,认识事物的焦点就是心了。“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因而要“致良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见到好色时,心里就已经喜欢了,并不是见了之后重又立个心去喜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传习录》集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内在地蕴含了否定权威、否定教条、强调个人意志的思想因子,催生了后来的反封建启蒙运动,成为启蒙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阳明学派,在明末盛行达150年之久,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熊十力等思想家的推崇。桂悟了庵和尚与阳明有交,使其思想传入日本,并形成日本阳明学派,影响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对明治维新起了推动作用。

(据《王阳明全集》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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