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经典
  • 作者:佚名    发布日期:2006-05-10    点击率:

1、易经(殷周之际,约前1000)

相传是周人所作,大约形成于殷周之际现流传下来最早的本子是魏晋时期王弼、韩康伯的《易注》。《史记》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易传》认为包羲氏演八卦,也承认文王作易的说法,除此以外还有神农和大舜作易等说法。西周朝(前1029~771),始于文王。文王在位51年,姓姬名昌。姬昌即位后曾一度被商王所囚,后被释放。

“易”有变易、简易、不易,即永恒不变这三种含义。《易经》由基本符号阳爻和阴爻按每三个一组错综配合组成八种卦象,叫做八卦,它们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称作八“经卦”。八卦两两相重,构成六十四个符号,便是六十四卦,称作“别卦”。六十四卦中每一卦又包含有六爻,因此《易经》共有384爻构成。六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卦辞是指解说卦象的辞句,爻辞是解说爻象的辞句。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讲人事的得失;判断吉凶。《易经》认为,阴阳矛盾运动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代表着世间两种最基本的相互对立的势力,自然界和人、动物一样,都是由阴阳运动产生的。

《易经》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与《诗》、《书》、《礼》、《春秋》一起被儒家奉为“五经”,它不仅对儒家,而且对其他各家以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各派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许多思想都为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提出的许多哲学范畴,如太极、两仪、道、器、神、几、言、意、象等,对以后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易经》是我国古代典籍注解最多的书,仅汉以后诸史志著录的注解近700余部,加上史志未著录和近代注解可达千余部。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对它进行了研究,中国哲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易学史。

该经在亚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唐同时代的朝鲜国名“新罗”就取自“大畜”卦“德业日新”的精神;79世纪的日本,《易经》是学生的选修课。

法国传教士金尼阁首次把《周易》译成拉丁文,于1626年在杭州刊印。西方易学研究分为翻译类、数理类、卜筮类、哲学类等。数理类的代表是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他用自己发明的二进制数学原理来研究《周易》六十四卦卦图的数学排列顺序,结果发现中国的“先天八卦”与其二元算术原理完全吻合,认为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伏羲几千年前就已经运用二元算术的原理采安排六十四卦的顺序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则初步的研究了《周易》的哲学思想。《周易》对西方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朱熹注)

2、老子春秋571~前480

老聃(前571~前480),春秋末期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向他求教礼的问题,后见周朝衰落,隐没于西方。

《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把道分成了“常道”和“非常道”,二者互涵,又有各自的独立性。“常道”是“惟恍惟惚”、其中“有物”、“有精”、“有信”的,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这个道是不能用通常的感观和思维来认识的,是“无名”、不可名的。相反的则是“非常道”。后者是由前者产生出来的,并内在于其中的。产生的逻辑顺序是常道生一(玄牡之门)、一生二(阴阳有无)、二生三(阴阳和;有无相生)、三生万物。常道“生”万物的“生”是自生,是自然而然的,是无为的,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因而常道不是一般所说的上帝、神、绝对精神、混沌、物质等。常道“生”万物以后内在于万物之中。道“渊兮,似万物之宗”;万物依赖于道,以得道为自己存在的根据:“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道、自然、天地和人是宇宙间的“四大”,因此人也要效法天地、自然和道。效法“道”首要的是以“道”为人生的最终目标,做“善为道者”。要辨证的看待人生的功名利。“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获得道不能用常规的方法,要“贵柔”、“守雌”;要“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要“无欲”不争;要“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要“静观”,“玄览”,“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要“为道日损”,“绝圣弃智”,“知者不言”;要“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同样社会也要以道为目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规范以及各种造作有为的政治恰恰是社会动乱的祸根。因此,它主张“无为而治”,使“民无知、无欲、无为”,天下才能安定,政权才能稳固。它还描绘了一幅小国寡民社会蓝图。

《老子》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哲学框架,其思维方式制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魏晋玄学家把它列为“三玄”之一;道教称它为《道德真经》;医学、军事、气功、天文、养生、政治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它的印记。1718世纪时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和付圣泽真正将该书译成西文寄往欧洲,后来传教士进一步用它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三位一体理论。它是中文书中被译为外文译本最多的除了《圣经》,再没有任何一种书受到西方如此重视。

(据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年版)

3、论语(春秋,前522~479

孔丘(552~479),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后学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它以“仁”为核心,广泛的回答了人处理与自我、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对于后人面对人生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看,“仁”就是因对自我的反思形成的善心,包括爱、同情、内在的快乐、宽容、理想和信念等,以及自我修养形成的君子和圣人的人格,它可以解决人生面临的精神上的苦恼和困惑。从人与人的关系看,“仁”就是对人的尊重和有同情心,忠、孝、义、信、廉、俭等是“仁”的进一步具体化。人必须“克己复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就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从社会的角度看“仁”,《论语》希望实行仁政,希望统治者,“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富民,惠民,以民为本;统治者要“为政以德”以身作则,以道德感化搞好政治;社会政治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损益,进行局部的修正或改良。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仁”,人应该服从自然,遵从“天命”,同时人应该更多的关注人事,发挥主观能动性,主观努力,“敬鬼神而远之”,成就圣人的境界。

《论语》对中国文化具有奠基的作用。《论语》奠定了中国哲学重人事、轻自然,重世俗伦理、轻宗教,重实用轻抽象思辨的特点,对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爱国主义、自强不息、崇尚气节和责任义务、崇尚改革日新及和谐的精神的形成产生很大的作用。宋人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古人还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说法,足见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意义。

《论语》在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很早的时候,《论语》就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论语》还对儒家资本主义模式的诞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语》被誉为东方的“圣经”。它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法国重农学派领袖魁奈自命为孔子的继承人,被后人称为“欧洲的孔子”。在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中,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在巴黎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许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认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吸收孔子的智慧。《论语》是孔子留给世人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

(据武惠华注译《白话论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礼(春秋,前522~479)

孔丘(552或前55l~479),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礼”是古代社会风俗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总称。孔子对周礼进行了增减定为《仪礼》,西汉时的戴圣进一步加以整理,称为《礼记》。广义的《礼》一般指这三《礼》。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周公所作,是一部记述政治制度的书,书中所记是西周旧制,同时也增添了作者自己的政治理想。《周礼》对后世影响很大,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均援引《周礼》,提出自己的措施。

狭义的《礼》是《仪礼》的简称,亦称《礼经》或《士礼》,孔子所定。《仪礼》十七篇是西周、春秋时礼仪制度的汇编,记载了古代贵族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项礼节。“礼”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后世统治者制定仪节礼典大都以《仪礼》为根据,故其影响十分深远。

《礼记》基本是孔子弟子及其后学所记,包含了丰富的儒家思想史料和中国古代“礼”的资料,全面系统地宣扬了儒家的“礼”学,受到历代王朝和学者的重视,尤其为宋代理学家所推崇,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礼记》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著作。西汉宣帝(73~49)在位时,戴德、戴圣从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中辑录了两个选本,分别被后人称为《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后者一般简称《礼记》。有《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运》、《学记》、《乐记》、《中庸》、《大学》等49篇。该书阐述的思想,包括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大学》、《中庸》,《礼运》等篇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

《礼记》中的《礼运》篇,约为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对儒家理想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作了典型的描述,故有“礼运大同”之称。“大同”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近代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都曾受到“大同”思想的启迪,并以此作为奋斗的目标。

《礼》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政治,伦理、哲学、宗教等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同样受到了东西方思想家的关注。朝鲜半岛的新罗国于680年建立的国学规定上品科需精读《礼记》;日本圣德太子(574622)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倡导以礼为本。1617世纪西方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了《礼》的内容,并挑起了中西礼仪之争,这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真正的大碰撞,其影响是深远的。

(据《四库全书精华》(经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

5、孝经(春秋战国,前505~436)

曾参(505~436),又称曾子,字子舆。春秋末战国初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孔子的弟子之一曾皙,就是曾参的父亲。曾参长大后,也受业于孔子。这样曾参父子二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在青壮年时:“曾子衣弊衣以耕”。《战国策》卷二和《新语》说,其母在织布时听到别人说曾子在外边杀了人,她深信自己的儿子不会干出这样的坏事来,就“织自若”,而对报信的人不予理会等等。据《孟子·离娄下》记载,他的弟子有70多人,而且战国时期鲁国和魏国将军吴起也是其中的一个。《大戴礼记》中记载他以孝著称。他的孝的思想影响最大。《战国策·燕策》说:“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一般认为《孝经》是曾子托名孔子所作。

《孝经》是专门讲述儒家孝道、孝治思想的典籍,共18章。《开宗明义章》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三才章》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孝经》宣扬以孝治天下:“昔者明王之孝治天下也,……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圣治章》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纪孝行》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居上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五刑章》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此大乱之道也。”

《孝经》东汉时列为“七经”之一。唐代,《孝经》被称为“兼经”,相当于现在的共同课,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研读,科举中有“明经”科,《孝经》是必考的。它在民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是研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参考书。

日本701年制定的《大宝令》规定,大学和国学以《孝经》等教授学者。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变法维新,要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主和,朋友有信”,使其在近代日本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新罗统一朝鲜后,于公元682年设立国学,以《孝经》为必修课。公元935年高丽王朝统一朝鲜,强调以忠孝治国。《孝经》已经融入东方文化传统之中,至今还发挥着作用。它还和其他儒家经典一起传入西方,对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

(据《四库全书精华》经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6、易传(春秋战国,前502~479)

孔丘(552或前55l~479),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传统说法认为孔子作《易传》,又称《易大传》。《论语·述而》中说:“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亦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它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也称《十翼》。《易传》指出该书得出宇宙发展规律的方法是观象的方法。“《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观象的方法,以体验和直觉为基础,观察万物的形象,进行对比和类推,抽象岀共同的属性,进行概括,形成动态的、系统的、开放的符号体系来说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这个体系就是以阴阳为基本的属性,进而发展岀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再由八卦推演岀64卦。不同的事物依据各自的属性和类别可以归到八卦之中。这样一来八卦系统就成了宇宙万物的根据:“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事物的起源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运动规律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而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事物变化的原因是事物间的矛盾运动;事物都是以矛盾对立的方式存在的;八卦的结构是事物的基本结构。

《易传》认为易是人生修养和行事的依据。人类社会是宇宙发展中的一部分,人类要摹拟自然变化规律来构架人类自身。“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易》为社会尊卑主从设定了一个合理的根据。“《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人说话和行动、搞创造发明都要以易为标准。

《易传》使《易经》进一步哲理化、儒家化,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吸纳了道家的思想,后来的各派思想都从它那里吸收思想的营养,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它是目前发现的研究《易经》最权威的解释,其观念遮掩了《易经》本身的涵义,其影响甚至超过了《易经》本身。

(据《中国易学预测学》,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

7、中庸(战国,前483~402)

子思(483~402),姓孔,名饭,字子思,孔子的孙子,后代尊为“述圣。”战国初年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子思是儒家里承前启后的人物,孟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思想,成为儒家的“思孟学派”。

《中庸》说出了孔子说得比较少的自然宇宙、人性、天命,构建了一个天地人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其核心概念是“中庸”和“诚”。“中庸”就是“中和”。它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注曰:“中为道之体,和为道之用。”中和是涵盖并横贯天地人的“道”。“诚”也是道:“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从天道来看中和,中和是宇宙自然的本体、贯通一切的“达道”,生成万物的本源和依据与原因,是自然万物各安其位得以自立本性和本质的依据。从人道看中和,中和是人的先天本性和后天人性的统一。它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这些人性的表现,在未表现出来的状态即是“性”自身。中和是最高的道德,是人的最终理想和圣人的目标的外在表现。能够“从容中道”就是圣人。

《中庸》把“诚”作为世界的本原,把对“诚”的追求作为“人道”的准则。从天道来看“诚者,天之道也”,“自诚明谓之性”,“诚”是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皆赖以存在的根本,“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作为天地的本性也是人道和道德的根据。“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是人的先天的道德观念,人如果充分地把“诚”体现出来,达到至“诚”的境界,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了。可以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既尊重固有的德性,又重视问学的积累以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

《中庸》弥补了儒家传统观点对宇宙、人性本体认识的不足,弥补了儒家思想抽象思辩不足的缺陷,寻找到了儒家道德的形而上的自然和宇宙论的根据,把道德提升到了超越的层面上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理学家将其列为“四书”之一,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程颢、程颐把《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它后来作为儒家和理学的重要经典影响了朝鲜和日本。1687年,巴黎出版了拉丁文译本的《中庸》,对欧洲思想界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据《四书章句集注》,宋代朱熹撰,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庄子(战国,约前4世纪末~286)

庄子(约前369~286),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相传楚威王想用重金聘为相,但他却不去,后“终身不仕”,自甘于“隐君子”的卑微地位。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

《逍遥游》的主旨是讲人应该如何才能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人生种种苦恼和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愿望和要求的实现条件对人“自由”的束缚(有待)和人们总是有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区分是非、善恶、苦乐、祸福,计较得失(有己)。要做到“游无穷者”,就必须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只有无己、无功、无名,才能真正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

《齐物论》的主旨是讲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如果要达到解脱逍遥,就必须齐物。《养生主》的主旨是讲人生观,即养生之道或原则。养生的原则,就是要“缘督以为经”,即顺乎自然的中道。又以“庖丁解牛”等具体说明。

《人间世》的主旨是讲处世哲学,提出了“心斋”,认为耳目心智无法认识道,只有“虚静”才能认识道。该篇寓言告诫人要“安之若命”;有为必有害,无用、无为才是福。《德充符》说明全德之人,对外物就是“因”、“顺”、“和”。

《大宗师》的主旨是讲“道”和如何“修道”。道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自本自根的;是能“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的。“古之真人”是天人合一的代表。“坐忘”可以达到天人合一:“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应帝王》的主旨是讲政治,即治天下。庄子通过寓言来强调“无为”的重要性。篇中最著名的一个寓言就是“浑沌”。

《肱箧》认为“圣人生而大盗起”,“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篇中还揭露了当时“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现实。《秋水》篇中提到了物质的无穷性、时空的无限性和事物的特殊性。《知北游》篇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根”,还用气化说明宇宙的形成和人的生死。《则阳》篇中论述了关于矛盾对立面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思想。《天下》篇介绍了先秦几个重要学派。

《庄子》到魏晋时成为玄学的“三玄”之一,玄学、佛教、道教及宋明理学较多地吸取了其中的思想。它对后世的政治影响也很复杂。其自我陶醉的人生态度为历代失意知识分子所崇尚;而历代统治者也较多地取其思想。《庄子》在文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它那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性的寓言,辛辣讽刺的笔调,生动逼真的描绘,丰富多样的句式和词汇,在中国散文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记。现代东西方的科学家很注意研究老庄学说对量子物理、混沌理论、环境保护的积极意义。

(据《中国哲学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