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经典之三
  • 作者:佚名    发布日期:2006-05-10    点击率:

21、西方哲学史(1946)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生于英国的一个特雷克贵族之家,祖父曾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罗素2岁丧母,4岁丧父,从小由祖母抚养,祖母新教家庭的严肃气氛使他备觉压抑。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三一学院专修数学。大学期间,他热衷哲学和社会问题,与麦塔格、韦伯过往甚密。1908年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因参加反战活动被革除教职。本世纪20年代他先后到过苏联和中国,对当时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1949年获荣誉勋章,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50年代起积极关心社会政治运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战争,组织了国际战争罪犯缺席审判法庭,得到了进步人民的赞许,还获得了世界和平奖。

《西方哲学史》是根据罗素应美国巴恩斯基金委员会之约,赴美作的西方哲学的讲演稿改写而成的。它主要着眼于哲学和其时代的背景——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对从古代到现代的哲学家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与一般标准的哲学史有所不同。该书认为:“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该书对历代哲学家的思想的介绍,渗透着洛克的妥协自由主义和经验方法、逻辑分析方法的基本观点。在认识论上,该书把洛克向唯心论方面拖拉,并重复补充贝克莱及休谟的主观唯心论,建立了“物质为逻辑构造”的理论。

该书认为哲学史是自由与组织、自由主义与独裁主义的斗争史,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经济或财富决定论,把自己提倡的研究方法和逻辑分析看得比唯物辩证法更高、更好、更科学。它宣扬并捍卫休谟的不可知论,认为科学有确定的知识、神学有确定的教条或信仰、哲学介于两者之间,应保持怀疑态度。

《西方哲学史》的贡献是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的思想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该书对著名的人物的著作做了详尽的介绍,站在贝克莱主义和休谟主义的立场,以马赫主义、实用主义、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等联合阵线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上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该书观点的庞杂多变也是它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原因之一。罗素晚年享有世界范围的名望,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和他作为一个道德的社会宣传家而得的。但是,他在历史的地位应该说是由于他的哲学著作。他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工作对本世纪开始直到现在的同时代人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西方哲学史》便是其中之一。

(据《商务印书馆》1963年中译本)

22、现象学的观念(1947)

Die Ldee der Phanomenologie

[] 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奠基人1882年以《论微积分变分理论》的学位论文获得数学博士学位。早期著有《逻辑研究》(两卷本),尔后转向创建现象学,本书是基本的标志,除本书外还著有《算术哲学》(189l)、《哲学是严密的科学》(1910~1911)、《第一哲学》(1923~1924)、《形式的和先验的逻辑》(1929)、《笛卡尔的沉思》(1931)、《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等。

现象学的观念》是胡塞尔1907年在哥廷根大学任教时的讲稿。1926年,胡塞尔的助手兰德格雷尔把这份用速记方式写下的讲稿译出,胡塞尔作了修改和注释。1947年胡塞尔文库首先把该书作为《胡塞尔全集》第2卷出版。

本书阐述了现象学还原和对象在意识中构造的基本思想。该书认为自然思维不关心认识批判,认识的可能性对自然思维来说是自明的;哲学思维则认为,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是最深刻和最困难的问题;识如何能够确定它与被认识的客体相一致,它如何能够超越自身去准确地切中它的客体?认识论便是对认识可能性的哲学反思以及对理性的批判。为了进行认识批判,必须停止对任何自然知识的利用。哲学不能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认识批判的开端是对所有知识的置疑,认识批判必须进行认识论的还原(即现象学的还原),它必须排斥所有的超越,把认识论的领域限制在内。现象学是研究现象的,而所有纯粹现象的总和构成意识,因此现象学也可称为意识论,即关于纯粹意识的学说。现象学还应当研究各种具体的意识,如知觉、想象、回忆,以及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判断、评价等现象。在现象学考察中,现象本身成为对象。

本书对现象学作了一般性介绍,阐述了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解决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为自然认识提供基础和说明;现象学的任务,在于对意识的本质分析和本质研究,把握意识的本质规律;现象学的方法,就是现象学还原之中的直观和本质直观;现象学的研究领域就是全部纯粹意识。

现象学的观念》在胡塞尔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胡塞尔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1894~1895年,以《逻辑研究》第一卷的基本完成为标志;第三个转折点是1918年,以提出发生现象学观点为标志)。在本书中,胡塞尔在现象学还原的道路上基本完成了向先验现象学的突破,从而成为一名先验唯心主义者。自从该书系统论述现象学方法以来,现象学方法成了现代世界哲学普遍运用的方法之一,其观念深入人心,影响久远。

(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

23、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1959)

Conjecture and Refutation,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英藉奥裔] 卡尔·波普尔(Karl. G. Popper1902~),英国著名哲学家、科学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主要代表,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太裔的知识分子家庭。主要著作有《科学发现的逻辑》、《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等等。《猜想与反驳》一书基本上代表了他的思想体系,是他的科学哲学的主体。该书是多篇文章和讲演稿的汇集,1959年英译本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

《猜想与反驳》的中心议题是我们是从错误中学习的,知识是假说。知识的增长不是经验的积累,而是不断推翻旧理论,提出新假说。科学分界的标准即区分科学和伪科学的标准不是证实,而应该是证伪。一种理论只有当它能被证伪时,才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是批判的精神,科学就是不断推翻旧理论,知识是从错误中学习的,通过排除错误,我们的知识得到增长。所以,科学是从问题到问题的进步过程。

科学的增长是不断推翻一种理论,由另一种更合乎要求的理论取而代之,科学知识是通过未证明的和不可证明的预言,通过猜想,通过对我们问题的尝试性解决、通过猜想而进步的。新的猜想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取代旧理论成为知识:一个新的理论除了能解决旧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外,还应该是简单的;这种新理论应当可以独立地受到检验,即必须具有可以加以检验的新结论,这一点将保证新理论是一种进步;新理论还应通过某些新的更严峻的检验,也就是说,新理论要经得起反驳。首先是包括要在预测中获得成功,其次是不要太快地被驳倒。只有对批判,对反驳具有强大抵抗力的理论,才是科学。

科学如何能够成为真理呢?波普尔认为,真理观念是允许我们谈论错误和理性批判的,排除了错误,我们就越来越接近真理,所以,“可证伪度”越高,它禁止的越多,其经验含量、知识含量也就越高。科学越发展,我们就越逼近真理。波普尔引进了逼真度来代替客观真理或绝对真理。知识的发展过程是: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这种理论可称为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不仅适合于科学,而且“适用于许多主题,从哲学问题,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问题到历史和政治问题”。

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猜想-反驳的科学方法,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使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实际,从波普尔开始,科学哲学开始发展起来。该书打破了传统的科学就在于证实、科学进步就是一种理论推翻另一种理论的观念,引起全球科学观的巨大变革,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中译本)

24、真理与方法(1960)

Wahrheit und Methode

[]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1900~)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现代哲学解释学创始人和最主要代表。

《真理与方法》主要内容包括:“在艺术经验中显现出来的真理问题”,“真理问题在精神科学中向理解的扩展”,以及“受语言引导的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换”;分别论述艺术经验中的真理问题、现代哲学解释学的基本原理和语言在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的重要性。

《真理与方法》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了理解现象背后的东西,即理解现象的本体论问题。该书认为艺术只有当它被主体理解的时候才有意义,艺术的真理存在于主体具体而特殊的理解活动之中。艺术作品首先是以游戏的方式存在的,它的无限意义在理解过程中具有时间性,是依赖于观赏者的共在,即依赖于主体通过同时性对它的参与而存在,它对存在具有转变能力。各种艺术作品,由于其装饰性和意义的随机性,离不开欣赏主体及其理解,美学解释学的任务即通过艺术经验组织和再造艺术作品的意义。

就解释学的基本原理而言,伽达默尔指出,对本文的理解是人类全部世界经验的组成部分。人及其认识对象都是历史地存在着,本文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意义不同,而且理解也必然受历史因素制约。真正的理解不是要克服、而是要正确适应这种历史性。历史性包含三方面:存在于理解之前的社会历史因素,理解对象的构成,以及由社会实践决定的实践观。偏见构成了解释者的视界,不同的对象也自有其“视界”,所以,理解就是视界融合。本文的真正意义是理解者和对象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产物,它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过程即响应历史之中。经验本身是不断包容新东西的历史过程,要想通过改进方法达到客观真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语言在解释和理解过程中的意义,《真理与方法》认为,语言是人类与世界的交汇点,它把人类与世界不可分割地连结在一起。人由于语言才具有对于世界的态度和看法;世界通过语言展示自身,这种语言展示本身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类只有通过语言才能理解世界;理解本质上是语言的理解,语言既是理解活动的媒介,也是解释活动的结构要素,视界融合也是以语言媒介为前提的。所以,语言问题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

《真理与方法》被西方学术界誉为现代哲学解释学经典著作,它把理解和解释问题的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分析研究,充分强调主体性及主体性偏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解释学方法是当代世界最流行的研究方法之一,对现代中西方学术界、乃至普通民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

25、野性的思维(1962)

La Pensee Sauvage

[]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C1aude Levistrauss1908~)法国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创始人。

《野性的思维》认为未开化的原始人也有着理智的需要、渴求知识的兴趣,他们的思维也是以追求某种秩序为目的的。原始人的神话和仪式等巫术活动是一种“具体性科学”,这种最初的科学以形象化的类比与比较为手段执行着概括的功能,从而使自身成为一个联结完善的、独立于科学的系统。

《野性的思维》认为,原始巫术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科学思维方式,它们是获取知识的两种平行的方式。其中一个大致对应着知觉和想象的平面,另一个则是离开知觉和想象的平面。“具体性科学”的逻辑是一种“具体性逻辑”,它充分体现在以自然物种的“区分性差异”为原则而构筑起来的原始社群的图腾分类逻辑上。原始社群有着以图腾分类系统为核心的完整结构系统,这一系统不仅有着内部的前后一致性,而且有着实际上向抽象一方面与向具体一方面无限扩展的可能性。这种思维因其具体性与整体性特点而区别于为了产生一种效益而被教化或被驯化的思维。野性的思维主张一种“非时间性”,它试图把握既作为同时性又作为历时性的整体世界;它借助于模拟式的“形象的世界”来深化自己的知识,通过建立各种与世界相象的心智系统来推进对世界的理解。包括历史知识在内的开化的思维则通过使对象彼此相联结的方式来克服最初的不连续性。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可以并存并相互渗透的,艺术与许多未开发的社会生活领域就是野性思维仍然存在的明证。

野性的思维是一种嵌于形象中的概念系统,它也是通过理解作用、借助区分与对立等方法来进行的;它成熟于新石器时期,为关于感觉事物的理论奠定了思维基础,并通过各种文明技艺继续满足着人们的基本需要。现代科学通过物理学迂回到了通信世界,而野性思维则通过通信活动迂回到了物理世界。这表明了两种思维方式的相互会合,表明了人类知识过程的封闭系统性质。

列维•斯特劳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通过大量的实例分析,力申野性思维与抽象思维是人类并行的两种思维方式,二者并无高低之别,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该书揭示了原始思维的整体性、形象性、开放型、具体性、非时间性等特征,对研究中西方古代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的发表曾拉开了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序幕,对结构主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也是现代世界最流行的一种观察和研究事物的方法。

(据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译本)

26、词与物(1966)

Les Mots et Les Choses

[] 米歇尔·福科(Michel Foucault1926~1948),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史家、本世纪60年代巴黎结构主义的“五巨头”之一(其他四位是列维•施特劳、拉康、巴尔特和阿尔都塞),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他认为研究可以有三个领域:有关我们自身与真理关系的历史本体论;有关我们自身与权力领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有关伦理学的历史本体论。他的《词与物》研究真理,《规训与惩罚》研究的是权力,《性史》研究伦理。

《词与物》是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的创始之作。该书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及其历史,不论其表象如何杂乱无章,都受到内在的深层结构的制约。这一结构就是“知识型”。“知识型”既指一个时期的知识全体,又指这一时期知识的基本构成原则。它决定着社会文化及其历史现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存方式,甚而我们的日常行为的细节,都受到同一个知识型的支配。该书以“知识型”为核心,考察了人类文化如何吸取和表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关系,揭示了文化表象背后的秩序。

“文艺复兴时期”(16世纪)西方文化的构成原则是“相似关系”。这一原则包括四种“相关方式”:“近便”、“模照”、“类比”、“感应”。在16世纪,人们只知道相同的东西,寻求意义只是去阐明一种相似关系。“古典时期”(1718世纪)时期的知识构成是以秩序概念为基础,以同一和差别的原则为前提的。语言符号不再被看作是真理的标记,而仅是事物的代表和影子。在代表作用的原则的支配下,这一时期的代表学科是普通语法学、博物学和财富分析学。此时的语言系统是把名字赋予事物,用一个名字来命名事物的存在。博物学则是对可见事物的命名,由数量、形式比例和位置等因素组成了博物学的基本概念。“现代时期”(19世纪及以后)知识构成原则是“根源”。各种追求根源性的学科表现了一种认识论上的历史性。人类的思想变成了历史学式的。“核心、根源、因果关系和历史”是重要的认识范畴。语法研究开始关注语言的一些形式因素,诸如声音,音节和字根等。这个时期的知识是追求深层根源和历史性的知识。

本书是福科的代表作,它体现了作者的“不连续性哲学”的基本倾向,该书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结构主义历史学家的地位。该书被西方学者誉为“爆炸性”的哲学著作,它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中人类中心论的一贯主张,并且提出了“人的消失”这一反人本主义的口号;从思想角度对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和信念加以的“认识论的抨击”。作为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产物,该书代表了一种“新虚无主义”的理论倾向,即反对和否定过去的一切文化观念以及思想秩序,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征。

(据《中外社会科学名著千种评要-西方哲学》,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

27、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979)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Rapport Sur Le Savoir

[]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当代后结构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曾任巴黎第八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

《后现代状况》着重探讨当代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知识状态嬗变,从语言资讯及其运用规则的差异着眼,深入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元话语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化局域。

《后现代状况》说:“我将后现代一词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元叙事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这些叙事给政治运动、社会制度、思想方式提供权威的论证。该书认为在后现代状况下,知识已不再是一种为专家或权威所独占的工具。在一个多元的世界里,人们将以异质的标准来面对各种知识。后现代的知识法则,不是专家似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论或矛盾论。因此探讨规则的合法化问题就成为人们首要考虑的问题。现代科技的发展使知识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只有将知识转化成批量的资讯信息,才能通过各种新的媒体,使知识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在知识构成体系内部,任何不能转化输送的事物,都将被淘汰。知识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们可以随意处之的对象。教师和学生,或更广意义上的知识供应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无异于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知识为销售而生产。这样,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中,知识将像资金那样地流通,原来知识所具有的教育价值、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将被淘汰。由于科学知识以“中性化”、“符号化”的面目出现,在吸引人愉悦人方面反而不如叙事学知识,从而导致研究者、传播者和教学者和学习者都对它产生一种消极的抵触的态度。人们对科学家也产生了怀疑。因此,现代科学知识在今天便面临着一个“合法化”的问题。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科学问题已经愈来愈是一个有关统治者施政的问题了。”结果,现代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便转移为现代统治力量的合法化问题。“知识”并不等于“科学”,科学需面对自身是否合法的问题。

《后现代状况》一书,曾经在80年代初引起西方哲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问题的深入论争,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之一。该书强调知识“不可通约”和开发不同语言歧见的后结构主义观念,给后现代主义论争供述了新的谈论内容。它对西方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影响颇大,激发了关于“艺术表征危机”的论争,至今仍持续进行。该书传播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在我国正在迅速的传播,其影响日益扩大。该书的价值和意义也许在未来才能看得更清晰。

(据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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